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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的思维与驴的思维—论抗美援朝的胜利

　　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调侃：西方人吃肉，中国人吃草；西方人是食肉动物，中国人是食草动物。

　　就日常饮食而论，如今简单地说“西方人吃肉，中国人吃草”或许会有不少争议 ：西方“素食主义”越来越流行，而普通中国人的家常便饭中肉类食物则越来越多。但若干年前刚听到此论时还觉得挺象那么回事。然而抛开日常饮食习惯且不论，一个民族的特徵还真可以用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的某些特徵来类比。

　　除了一个吃肉，一个吃草，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还有什么区别？最主要的区别也许是：食肉动物的思维方式从来富于警惕性和攻击性，是主动的一方；而食草动物的思维方式充其量也仅仅是防御，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当遇到其他族类动物时，食肉动物只关注两件事：第一，它会不会吃我？第二，我能不能吃它？如果判明对方对自己有威胁，那就要么格斗，要么逃跑；反之就要准备吃掉对方，老实不客气。而食草动物如果是野生的，则只关注头一条：他会不会吃我？如果会，那就逃跑；如果不会，那就“和平共处”，总之不打别人的主意。如果这食草动物是家养的，则连这点警惕思维也没有，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柳宗元的名作──《黔之驴》一文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同样是大动物，同样是头一次相遇，虎的思维方式和驴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乍一见是虎怕驴：“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这是食肉动物的第一个关注：它会不会吃我？其思维方式是：对于不了解的动物，首先假定对方跟自己一样，也是食肉动物，而且可能比自己更厉害，因此必须小心。然而一但发现对方并没有吃自己的意思，情况马上变了：“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于是虎马上把对方归类于自己的猎取对象，思维方式转入下一个关注：我能不能吃它？随即开始摸底：“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对虎的这一套，驴是既无戒心又沉不住气（“驴不胜怒，蹄之”）。这下可露了老底，虎马上下了结论：我可以吃它！（“虎因喜，曰：「技止此耳！」”）于是“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作为食肉动物，虎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直截了当：惹不起的就躲，惹得起的就吃，不摸底时就锲而不舍地摸清楚。

　　相反，驴的思维方式就只够得上一个字：蠢！对于从没见过的动物──虎，只要对方没动手，就不假思索认定对方跟自己一样，也是食草动物，可以和平共处，于是毫无防范。对于虎由远而近的层层战略侦察和战术摸底，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等到自己的情况叫虎摸得差不多了、开始挑衅动作时驴居然仍毫无察觉，既不认真准备点看家真本领又不认清危险形势赶紧逃避，反而幻想靠自己那一蹄子就能解决问题。总之驴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等到大祸临头才拼命挣扎。结果，虽然驴很和平，很善良，很循归蹈矩，从不招惹别人，仍然落了个葬身虎口的可悲下场，外加个难听的评 价──蠢驴！

　　翻翻中国近代史，很有点中国人当了食草动物的感觉：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九．一八、南京大屠杀…想想中国当年的辉煌，不禁问一声：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怎么老是在自己的家里还挨揍？

　　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但落后只是现象。要害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落后？怎么落后的？怎么才能不再落后？一句话：如果中国人不想象食草动物那样任人宰割，那该怎么办？

　　不管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有多少，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整个民族而言，如果想避免当食草动物的命运，其思维方式就决不能象驴之类食草动物那样消极被动，而必须象虎一类食肉动物那样警觉和积极主动。回想甲午战争前，日本在中国眼中也是一个二流穷光蛋，不值一提。但日本拼命扩军备战，从天皇开始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建设海军；而中国则一派歌舞升平，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为“老佛爷”过六十大寿。一个思维如虎，一个思维如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岂是偶然的？一个民族整体上思维如虎则成虎，思维如驴则成驴。思维如虎，本不是虎也能变成虎，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思维如驴，本不是驴也能变成驴，如前苏联的“新思维”。

　　历史上中国人落后时挨打，那中国人先进时以及不那么落后时又如何呢？说难听点，大部份情况下颇有点象那头黔之驴：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当老虎出现时首先假定对方是自己一样的食草动物而毫无防范，直到虎扑上来时再尥一蹶子。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鸦片战争前前后后：同样是第一次打交道，同样是互不摸底，英国是通过传教、经商、特别是派马尔嘎尼出使中国实地考察，积极侦察战略要点、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报，处心积虑摸中国的老底，最后得出结论：中国象个食草动物，外强中干，无足为惧，可以下手。

　　相形之下，中国则沉迷于“天朝大国，世界第一”的梦中，对外国人的侦察、摸底、四周布阵等等一系列措施一概不闻不问，甚至大开方便之门，特意安排马尔嘎尼一行从天津入境，纵贯中国而从广州出境，让人家从从容容把中国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个透。等到英国兵舰打到门口，道光皇帝及满朝文武大员还不知道这个“大不列颠”位于何处，更搞不清英国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以为赔几两鸦片银子、割一块边陲之地就能了事。于是，就有了“中英南京条约”，接踵而来的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日本占领琉球的战略侦察、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越挨打越落后，越落后越挨打，恶性循环，翻不过身来。

　　历史上葡萄牙头一次派船远航东方就目标明确：敛财、占地、传教。船队全副武装，国王亲自授权：到了东方，拥有作为大使、商人和士兵的自由，随机应变，需要以什么身份出现，就充当什么人，并携有正式国书及各种礼品。对沿途遇到的居民，如果组织松散就明火执仗当强盗，如果组织严密就摇身一变当使节，完全一副虎的思维特征：对食肉动物小心翼翼，对食草动物则老实不客气。这虽然很无耻、很残暴，却促进了西方殖民主义大发展，最后改变了世界历史。

　　而同样是航海，中国难得有个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却很有点食草动物与世无争的味道：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转来转去晃荡了几十年的和平外交，有人的地方做做客，没人的地方不斜视，最后赚的没有赔的多，终于撑不下去而偃旗息鼓。郑和航海虽然很和平，很友善，君子气十足，却对世界历史没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周围的战略要地一一落于欧洲列强之手，最后论到中国本土遭侵略。历史上思维如虎与思维如驴的行为方式和结果就是如此大不相同。

　　当年欧洲人刚到美洲时，印第安人以为来者是属驴的，不予防范，热情接待，如同那匹黔之驴，不加思索就以为可以与虎和平共处。结果整个美洲大陆都被人家吞噬掉了。等这些虎的后裔组成了自己的国家──美国之后，便戒心十足地防止别人也来跟他们玩这一手。美国专门定下一条国策：“门罗主义”，严禁美洲之外的任何国家在美洲有军事存在，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讲不讲“人权、自由”。通过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势力从美洲赶了出去。1940年，美国趁英国岌岌可危之际用五十艘旧驱逐舰换取了英国在百幕大的一系列军事基地，彬彬有礼而毫不留情地把英国的军事势力从美洲扫地出门。1962年，美国发现前苏联把导弹和轰炸机运进了眼皮底下的古巴，马上采取军事行动逼苏联撤走，为此不惜准备打核大战。

　　美国人的思维是地地道道的虎的思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管来者是谁，首先假定来者是虎，来者必不善，善者决不来，先发制人轰出去再说；绝不养虎贻患，让对方有日后扑上来咬自己一口的机会，使威胁尚未形成已经化于无形。

　　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中国历来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一个农户只要靠一小块能长庄稼的土地就能谋生，日常的经济生活既不依靠暴力，也不依靠集体配合。这种和平而散漫的谋生方式跟食草动物的生存方式很有些相似之处，而历史上中国的优越地理环境也允许这种和平的经济方式长期存在。

　　不难理解，长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容易产生类似食草动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游猎为生的民族则不同，其日常谋生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或与暴力息息相关。进行围猎时必须有一定的组织与配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军事组织的雏形。只要把狩猎的对象从动物变成人，那就是战争。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民族产生食肉动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也很自然。而既然暴利能驱使人们不惜上绞架，那以商为主的国家要学食肉动物不择一切手段到处追逐猎物自然就更毫不足奇。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被世界当成虎，很受尊重。拿破伦说中国是“睡狮”，告诫西方别轻易冒犯。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被世界视为驴，敬畏之心全消，轻蔑之意日增。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简直成了活死驴，饱受嘲弄不说，随便什么乌鸦都敢来叼上几口。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把攻击中国军队称为“赶羊”，一个大队（营）就敢进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的性命、尊严和地位都如粪如土，彻底被人踏在脚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也彻底崩溃，从极端自负一跟头变得极端自卑；从“天朝大国，傲视一切”变成“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有些中国人甚至一提“洋人”就腿发软，似乎中国人受洋人欺负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象食草动物天生就是食肉动物的口中佳肴一般。等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一举获胜，顿时举世震惊。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原来竟然可以是虎，而决非命中注定是驴。正是抗美援朝结束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精神上从虎滑向驴的没落过程，开始了由驴转变为虎的历史大转折。从此中国人丢掉了驴的思维，开始了虎的威风。李光耀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西方普通人对海外华人态度从轻蔑一下子变为尊重，这就是沾了中国人虎威的光：面对食草动物谁都敢欺负；而面对猛虎那个敢不小心翼翼？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没必要，因为根据美国政府的文件，当年美国只打算打到鸭绿江边，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

　　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驴的思维方式：身边虎视眈眈也该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不该对虎有半点怀疑；即便虎扑了上来也决不该有哪怕尥一蹶子的反抗，美其名曰“舍身饲虎，成佛成祖，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如果以虎对虎，以牙还牙则简直不可思议。

　　只要中国处于驴的地位，虎要扑过来随时随地都可以，还需要什么计划？麦克阿瑟最先提出要把台湾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就改变了原先的政策，武装介入台湾海峡。麦克阿瑟下令美军越过叁八线，美国政府就放弃了原来不许过线的决定。麦克阿瑟命令美军逼进中国边界，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美国政府也就听之任之。这说明美国政府并不认真反对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只要觉得形势有利，没计划有什么了不起，随时制定就是了。等到中国当真出兵打得美军丢盔弃甲，麦克阿瑟又自作主张要扩大战争向中国宣战。这回美国政府就不客气了，马上撤了他的职。为什么？过去美国认为中国是驴，欺负驴自然是小事一桩。突然之间整个西方世界发现中国竟然是虎，与虎相搏则事关重大。如此大事，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政府岂敢让一个前线司令官牵着鼻子走？“战争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把他交给将军”！中国得免于新的战祸，靠的不是驴的柔顺，而是虎的威风。

　　有人千方百计证明中国抗美援朝没取胜，论据之一是根据西方统计，中国战死多少多少，而对方战死又是多少多少，等等。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响了西方侵略中国的第一炮。而同是这个英国，其军事权威蒙高马利在六十年代初头一个公开告诫西方，千万不要在军事上进攻中国大陆。麦克阿瑟五十年代说中国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闹着要进攻中国；而同是这个麦克阿瑟六十年代听到印度跟中国开战时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美国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越南的北纬十七度线，美国没越雷池一步。

　　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不是中国人学驴叫求出来的，而是中国人奋虎威拼出来的，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是抗美援朝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们用命换来的。不管中国人在抗美援朝中战死多少，那也是战斗中的牺牲，虽死如虎，威风犹存。他们的前赴后继使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从驴变成了虎，获得了朋友的尊重，敌手的敬畏，从此无人再敢轻易来犯，使中国人避免了不知多少象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牺牲。中国由此获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理直气壮欢地呼胜利。

　　与此对照，南京大屠杀中死的中国人更多，这种死难可曾为中国人赢得丝毫尊严？可曾对强敌入侵起到丝毫威摄作用？为什么绝口不提这两种死亡的根本区别？

　　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南京大屠杀的牺牲;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黄泛区的牺牲；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赔偿9.8亿两白银的牺牲；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割让台湾省的牺牲！

　　彭德怀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民运精英们”喋喋不休地渲染中国抗美援朝的牺牲，绝口不提中国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对中国人死如虎冷嘲热讽，对中国人死如驴心平气和，无非是想告诉中国人宁死于屠场，勿死于战场。如此居心，如此思维，连“蠢驴”二字都不够格，只配一个评价：为虎作伥。

　　汉武帝时代颇有虎威：“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军主动出击，彻底打败了匈奴，结果是之后汉朝百年无边患，“汉人”之名延续迄今。虎威发一次，遗泽两千年。但历史上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国家战略思维局限于消极防御，不太重视国家战略环境的势态。结果往往离不开修长城，“御敌于国门之外”；强敌入侵再抵抗，然后收复失地这个公式，再穿插一些割地赔款、公主和番的悲喜剧。

　　从抗美援朝起，中国恢复了虎的战略思维，再也不象黔之驴，对周围的战略形势不闻不问。谁在中国周围集结重兵，谁就要受到中国的高度警惕和认真反击。美国要跟中国建交，可以，但必须从台湾撤军。俄国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也可以，但必须从中俄边境和中蒙边境撤军。中国如此坚持，对方也如此照办。中国虽还无能力实行自己的“门罗主义”，但已能喝令可能的威胁不得靠近。对比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麻木不仁，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如今世界上还有谁是驴？经过殖民主义几百年的言传身教，凡属驴的不是被虎吃掉了，就是摇身一变变成了虎。现在说当虎，就是要学虎的高度警惕和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明白身边团团是虎，决不昏昏入睡。想当然以为别人是驴，正是自己驴气未消的表现，所以不免思维如驴。思维如虎者必赞虎，思维如驴者必颂驴。

　　今年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百零九周年。为什么有八国联军？因为要镇压义和团。义和团是怎么闹起来的？直接导火线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胡作非为激起民愤逼出来的。而在九年前，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一百周年之时，梵蒂冈教皇不早不晚，在中国国庆之日特地把那些在中国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统统封为“圣人”。“圣人”者，后人之楷模也。此举弦外之音就是：上帝的信徒们应该学他们的样，给中国再来一次八国联军。这不是摆明了挑战中国又是什么？人家念念不忘让中国人再当一回驴，中国人干吗唯恐自己是虎？

　　环顾四周，目前已知的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何其多也：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北部湾问题，长白山问题，马六甲问题还有最最痛苦的台湾问题！

　　别看其中有些国家又小又穷，单打独斗不是中国对手，但人家有虎的思维，念念不忘扑上来咬中国一口。只要有某只黑手把这些大大小小的虎串在一起，就是个新的八国联军：美、日、印、越、土、阿、菲＋Ｘ（某个心怀叵测之辈，随时准备加入）。注意观察一下这些国家的外交动向和军备情况，应该明白这种纵横捭阖正在酝酿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再思维如驴，盲目乐观，不加防范，昏昏入睡，必然不免再当一回驴，等着挨宰。

　　今天有意志薄弱者，如“民运精英们”曰：“局势如此险恶，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思维如驴，那就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思维如虎，那就大有可为，能够力挽狂澜。首先要积极主动，绝不等着挨打。起码要保持中国的虎虎生气和利爪尖牙，使对方不敢轻易叫阵。就是说，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全面加强中国的经济国防实力，绝对不能自乱阵脚，内讧内斗。所谓“民运精英”们的说教尤其听不得。不管中国是不是所谓“民主国家”，中国周围的虎都要上来咬中国。如果听信这帮“民主”骗子的胡说八道，在中国搞动乱，中国人必然全部葬身虎口。其次，绝不学驴的思维，对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漠不关心。“寇能往，我亦能往”。你能搞纵横捭阖，我也能针锋相对，“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只要中国虎威凛凛，就不怕别人虎视眈耽，反而可以傲视群雄，“一虎镇百兽”。

　　总之，中国的命运永远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当虎还是当驴！是思维如虎还是思维如驴！

吴晓波

　　今年上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这样的：

　　年初，我去瑞士苏黎世旅游，那是全球公认的居住环境最好、也是物价最为昂贵的城市。在苏黎世的中心商业街上，我赫然被橱窗里的一只压力锅给吸引住了。它呈醒目的深蓝色，是德国双立人品牌，而让我停住的原因则是它的标价：290欧元。一只压力锅竟可售卖到如此高价，让我不由惊叹。谁料，与我同行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这只锅在国内中心城市的售价是3200元人民币，他的太太日前刚好看中一只。为了求证，我用手机把这只锅拍了下来。

　　凑巧的是，回到国内的几天后，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碰到了一家民营压力锅企业的董事长，这家企业位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二十年前我曾经去那里采访过，当时还是一间很不起眼的街道小厂，替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做贴牌生产。近十多年，这家企业自立品牌，扩张发展，赫然已成国内行业冠军，其产量在全球也排第四。座谈期间，我把手机中的照片给那位董事长看，提出的问题是，你的工厂能否生产出这样的高价产品？他回答说，质量和功能应该可以接近，可是价格却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不过千元。

　　接着，他突然告诉我，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已经从做压力锅转到资本经营了，前年，他已经把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法国的一个家电集团，得二十多亿元。我问，那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说，在家乡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政府对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的好过生产压力锅。

　　我听到这里，百感交集。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我对他说，看来中国人十年之内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只压力锅的故事所缠绕。脑海之中，二十年前那个简陋的街道小工厂与苏黎世大道上的橱窗交叠出现，让人莫名惆怅。二十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个位置？

　　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在2010年的中国企业界，不愿意“再埋头做压力锅”的企业家到底有多少？

　　近年以来，专心实业似乎已经是一件十分“落伍”的事情了。当年曾被视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等实业家不再时髦，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巴菲特、索罗斯和李嘉诚。“用钱生钱”显然比实业来得轻松愉快。我近期时常碰到一些仍在实业界打拼的企业家，纷纷萌生退意，向往去做一个投资家，或VC，或PE，总之不愿意再干实业。

　　这些景象似乎在显示，当今是自1990年以来民营企业家士气最低迷的时期。

　　究其原因，简略而言大抵有三。

　　其一，资本市场（包括股权投资和经营房地产等等）的回报大大高于工业经营。

　　其二，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打开报纸网站，随处可见哪位投资家看中一家小公司，仅仅几年就得数十倍、成百倍回报的“神话”，实业之心，不禁荡漾。

　　其三，实业投资的宏观环境未得改善，特别是去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极大地打击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这种低迷的景象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的落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被迫向内需化转型，而国内消费市场确乎也出现了旺盛之势，而这其实正是实业家可以大展雄心的时刻。同时，中国的产业经济面临升级转型的重大时刻，更需要实业家全力以赴，加大投入。而当其时，却出现了投机之风，这不得不让人生出无限的担忧。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当实业家都一一的被“逼”成了投资家，当“实业之心”一一冷却，那么，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又将从何说起？